现在不碍事了，这就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回答。

　　十年以来，当我第十次要求披露以下这段故事时，他这样地答复了我。于是我终于得到许可，把我的朋友一生中这段紧要的经历公诸于世。

　　福尔摩斯和我都有土耳其浴的癖好。在蒸气弥漫的更衣室里那舒坦懒散的气氛中，我总觉得他比在别的地方更近人情、更爱聊天一些。在北安普敦街浴室的楼上，有一个十分清静的角落，并排放着两只躺椅，而我的记事就从我们躺在这个地方开始，那是一九○二年九月三日。我问他可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案子没有。作为回答，他突然从裹着身子的被单里伸出他那瘦长而灵敏的胳臂，从挂在身旁的上衣内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来。

　　这也许是个大惊小怪、妄自尊大的蠢货，但也许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，他一边说着一边把纸条递给我。我所知道的也就是信上说的这么一点。信是头天晚上从卡尔顿俱乐部发出的。上面写道：詹姆斯戴默雷爵士谨向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致意：兹定于明日下午四时半登门造访，将有十分棘手的要事相商，务请拨冗指教。如蒙俯允，请打电话至卡尔顿俱乐部示知。

　　华生，不用说我已经同他约好了，当我把信递回去时福尔摩斯说道，你知道关于戴默雷这个人的情况吗？只知道这个名字在社交界是无人不晓的。好吧，我可以再多告诉你一点。他向以善于处理那些不宜于在报上刊登的棘手问题而出名。你大概还记得在办理哈默福特遗嘱案时他与刘易士爵士的谈判吧。他是一个老于世故的、具有外交本领的人。所以，我敢说这回大概不会是虚张声势，他是真正需要我们的帮助啦。我们的？是啊，华生，如果你肯帮忙的话。我感到很荣幸。那么记住时间是四点半。在此之前，我们且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吧。那时我是在安后街的寓所里住，但在约定的时间之前，我已经赶到贝克街了。四点半整，詹姆斯爵士来了。大概用不着去描述他，因为许多人都记得他那开朗率直的性格，宽阔而剃刮得很干净的面颊，尤其是他那快活圆润的声调。他那灰色的爱尔兰眼睛流露着诚恳与坦率。他那富于表情的微笑着的嘴唇含有机智的幽默感。他那发亮的礼帽，深黑的燕尾服，总之，他身上每一处，从黑缎领带上的镶珠别针到光亮的皮鞋上的淡紫色鞋罩，无一不显示出他那出名的讲究衣着的习惯。这位高大雍容的贵族完全支配了这个小房间。

　　当然，我是准备在这儿见到华生医生的，他彬彬有礼地鞠了一个躬说道，他的合作可能是必要的，福尔摩斯先生，因为这回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惯于使用暴力、根本无所顾忌的人。我可以说，他是全欧洲最危险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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